撰文：张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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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医学有与政治权力共生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为政者以公共卫生为切入口干涉私人生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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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个人卫生上是出了名的不拘小节，据称他不喜欢洗澡也不喜欢洗衣服，搞得臭虫满床，还有好事者专门前来帮他抓虱子。有人回忆说，章太炎曾借住在刘师培家，结果“囚首垢面，衣巾经月不浣，养松鼠于袖中。果壳和干肉狼藉，室内虫蝇飞扰”。刘师培夫人不胜其扰，一怒之下将其逐出。更为人所乐道的是，他在1899年到日本去，第一次就在洁净的屋内随地吐痰，令日本妇人“窃笑”不已。彼时日本正处于西洋医学与公共卫生高歌猛进的阶段，包括吐痰在内的许多个人行为都被纳入警察监管的范围，维护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甚至成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这也是为什么章太炎不经意的吐痰行为会引来日本人嘲笑的原因。

有趣的是，不讲卫生的太炎先生却在1903年之后开始经常沐浴洗漱了。原来，当时他因为“苏报案”意外入狱，监狱规定囚犯必须洗澡，在强大的专政工具面前，他也只能屈服。出狱之时，章太炎“面白体胖”，令他的学生感叹“毕生所未见”。经由监狱的强制改造，老师居然焕然一新。

章太炎

章太炎的故事似乎在提示我们，个人的卫生习惯在某些时候只有经由强制力才能得到改变。而这种强制力又与西方舶来的医疗卫生观念取得合法性有关。西方医学自19世纪以来在中国影响日大，到20世纪初时，已经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一如其他传统学问，医学由“道出于一”转为“道出于二”——出现了显著的中医与西医的划分。与他们的中医同行不同的是，那些学习西方医学的国人更为积极地寻求将医学与国家进行某种“绑定”，比如游说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构，颁布新的医疗法规、广泛开设医学校、统一医学名词，等等。换言之，西医比中医更容易与政治相结合。在当时民众对西医的接受度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政治权力直接赋予其权威性，成为近代中国“西医东渐”的一大特点。

正因为如此，中国最早的卫生行政组织，不是源于医师的自发结社，却是肇始于警察系统。清末建立的卫生警察（medical police）制度，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食品卫生、环境卫生、防治传染病、管理医生等事务全部包含在内，堪称“警察万能”。相比于贫弱的卫生教育，当时的政府更愿意以行政的力量在社会中推行日常生活的“科学化”。借助卫生学知识而引入的政治干涉的新维度，使当时的为政者获得权力下渗的机会。原本不处于政府过问的日常生活在卫生的名义之下进入国家监控的视域之中。正如一本卫生警察教科书中所言：

实施卫生之首要工作，莫如卫生运动。即一方面尽力宣传，使人民感知卫生之重要，能身体力行，实事求是。一方面国家用种种权力加以督促劝导，俾上下一心，草偃风行。政府为完成上述之任务，于是而有‘卫生警察’之产生。

换言之，政府看中的正是卫生警察兼具的教化功能。举例而言，生石灰在早期现代的中国，往往出现在殡葬之中，用以吸收椁外的水分，保持干燥。但是到了清末，卫生警察为了治理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开始将生石灰广泛的用于公共场所的消毒，尤其会在一些家有传染病人的门口撒生石灰。这在时人看来颇为晦气，可是没过多久，大家见到人人如此，便抛下先前的观念，争相购买生石灰，“故石灰店热闹非常，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卫生警察移风易俗的能力，可见一斑。

吊诡的是，虽然卫生警察的职能尝尝被拔到为国家培养优良种族的高度，卫生警察自身的专业素养却常常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而艰巨的重任。他们往往只接受过几个月的卫生训练，便充当起监督整个医疗行业的角色。直到191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内务部才开始敦促各地卫生警察应尽可能以医学毕业生充任。近代中国卫生警察制度的先天不足体现出西方医学知识被架空的时代特征，也说明统治者对医学本身缺乏足够的关注。可见，当时语境下的卫生警察的落脚点仍然是以强制力为核心的国家行政。至于卫生本身——用医学史家Charles Rosenberg的观点来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政治上十分可行的行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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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卫生警察反映的更多的是来自权力对于公共卫生学的改造与利用，那么由专业医师伍连德所主持的东北防疫工作则从相反的方向佐证了公共卫生对公权力的依赖。离开政府的推广，预防医学将寸步难行，就连治疗医学也将面临来自民间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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