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90年代，Peter Hessler何伟结缘中国，他作为美国和平队队员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他用文字记录了在中国的生活与观察。何伟选择再次回到中国教书时，恰逢新冠疫情爆发。他用微电影的视角，以顺叙加插叙的形式分享了疫情期间在线上与学生互动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何伟对中国抗疫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府基层执行力予以了肯定，借学生的视角描述了抗疫中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但行文中不乏他个人对中国体制与社会治理的偏见，以及对美国价值观的辩护。观察者网翻译全文，谨供读者参考。

【文/何伟 译/观察者网凯莉、马力】

在回到我任教的四川大学课堂之前的几天，当我骑着单车穿过大片荒芜的校园时，我遇到了一个机器人。这个四四方方的机器人高度大约齐我胸，长度比高尔夫球场小车略短，脚下四轮，正面有一个看似像传感器的T字型装置。它从我面前滑过时，电子马达哼鸣着。于是我转过身跟在它后面，保持一步的距离。

那天是5月27日，离我上次回川大江安校区已三月有余。这个校区在成都的郊区。2月底，春学期马上要开课了，我急着到校区回我办公室拿文件。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全国范围的“禁足”当时已持续近一个月。新冠肺炎最先爆发的城市武汉位于成都以东，相距七百英里。校方已通知教职工，至少是本学期初，所有课程教学都将在线上进行。

那段时间，看似只要离开中国就能躲过疫情，川大的一些外籍老师已经离开。美国驻华使领馆的非核心工作人员以及留守外交官的配偶和孩子也都已经撤离。整个2月份，我在美国的亲友非常担心，纷纷发来邮件。我告诉他们请放心，我的家人安好，我们已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在那个时候新冠肺炎病例非常吓人。2月20日，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病例达到2236例。

自那之后，大家对这种流行病的看法有了变化，这个学期也变得尤为漫长。开学后的第三周，这场流行病正式被定性为“大流行”。第六周，美国死亡病例数已超过中国。那周开始，中国边境对外国人关闭，而撤离方向开始转变——在美国、欧洲的中国公民拼着命要回国，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中国是第一个遭受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回归正常生活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一对九岁双胞胎女儿复课了。第十三周，是我自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坐飞机。5月27日，也就是开学第十周，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我一路跟着这位机器人，直到它在一排宿舍前的路上停下了。此时它发出了电子声：“到达站点”。这条路空无一人，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未返校。出了一条新校规：除非得到特别批准，否则任何学生返校之后不得离开。校区的每个大门都设有人脸识别的扫描机器，而且是专门适用于戴口罩的情况。那天当我走进校，机器扫描面部时，一个门卫告诉我不用摘下口罩，自动显示在屏幕上的有我的名字、体温和教职工证件编码。但作为老师，我可以进，也可以出，这一点跟学生不同。

我站在机器人旁候着，环顾整个安静的宿舍。终于有三个学生带着口罩、拿着手机，从不同方向走来，他们每个人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密码，然后机器人弹出一个小盒子，露出里面的包裹。

其中一位学生告诉我，这个包裹是她在淘宝上买的东西。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也是中国最大的电商网站。在疫情之前，学生在是从校园里的“菜鸟”仓库取包裹，菜鸟的大股东也是阿里巴巴。如今，机器人也加入了送快递的行列。这位同学告诉我，当机器人快到宿舍时就会打电话、发短信给她。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跟着机器人，以为它最终会带我去找它的主人。每当我跟得太近，喇叭就会响；如果我在前面急转弯，机器人就会停下来。当我试着朝它大喊大叫时，它没有回应。机器人时不时停下来播报：“到达站点”。然后就会出现戴着口罩的学生，手里攥着手机，径直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在寂静的校园里，感觉就像恐怖电影《疫情下的孩子们》中的一幕。

最后，机器人停在了校园远处的一个“菜鸟”仓库前。一位穿蓝色背心的工人走了出来，开始往机器人身体里装包裹“我们现在有三个（这种机器人）”，他接着说，菜鸟工人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仓库，用机器人这种办法是为了减少与学生接触。

接着，我又骑上单车，直奔自己办公室。一路上经过一排白色帐篷，上面用英文写着“中国卫生”。其中一个隔间里，戴着面具的护士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两个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温度计。她告诉我，如果有人在检查站显示体温过高，这个人就会被送到帐篷里作细致检查。如果有必要，下一步是到校园诊所进行咽拭子测试。接着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儿已经放了一个给我的包裹，里面装着学校为我返校准备的一些用品：五个医用口罩，一双橡胶手套和一盒Opula酒精棉。尽管离开了三个月，办公室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给我的绿植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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