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的宏大叙事中，新式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植入是许多城市发展变化的重要体现。正如有学者所云，“大学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教育单元，有配套齐全的学习、生活设施，占据较大的地域面积，成为所在地区的地理标志，形成独具特色的地理空间”，因而理当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重点对象。(1)张品：《教育视野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年第3期，第75页。从空间入手，把城市中的学校当作一个场域来研究，是一个值得开发的课题。(2)叶文心：《空间思维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20-123页以近代成都为例，在新式学校出现之前成都城内以贡院为导向的旧式学校塑造了传统的城市空间，而清末民国时期，以国立四川大学及其前身为代表的新式学校逐渐成为成都城市空间构建的重要参与者，其开办和之后的校园变迁对当时成都城市空间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成都早期现代化的显著表达。

一、旧式学校分布下的成都城市空间状况

作为四川省、成都府和成都县、华阳县的共同治所，清代成都在新式学堂出现之前，城内依制建有四川贡院、成都府学、成都和华阳两县学等三级官办教育机构。贡院作为国家“抡才重地”，是集文化、教育、政治等社会功能于一体的特殊学校，故而最受政府重视。康熙四年(1665)，成都知府冀应熊等人奏请朝廷将明蜀王府“皇城”改建为贡院获准，经一年施工，四川贡院“堂署号舍颇备，前建明远楼及贡院坊，焕然一新”。(3)《嘉庆成都县志》，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整理：《成都旧志》，第10册，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第23页。后续又有扩充和修缮，至同治年间，拥有楼堂院所计500余间，包括明远楼、至公堂、清白堂、衡文堂、文昌殿及主考、监临、提调、监试、内外帘各官住院等主要建筑，还增建了弥封所、謄录房、受卷所和布科所以及近2500间号舍，号舍总数达间。(4)《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成都旧志》，第11册，第168页。修整后的贡院气势恢宏，是当时成都城里规模最大的建筑群，总面积达500余亩，由城垣围合串联式院落组成，整体为长方形，空间布局严谨有序，讲究中轴对称(见图1)。

清代成都府学是在汉代文翁讲堂遗址上建立的。清初即建有大成殿、东西两庑、戟门、棂星门、启圣宫、明伦堂、左右学舍及隔离围墙等。其内建筑均采用传统手法，布局上有明显的中轴线。中轴线上的明伦堂是弘道和讲学的地方，顶端的大成殿则用于祭祀孔子，大成殿殿阁巍峨，是府学中最为壮观的主建筑。(5)田凯：《清代地方城市景观的重建与变迁：以17-19世纪成都为研究中心》，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53-154页。康熙之后，成都府学经多次增建和修葺，到雍正时，又在大成殿后的中轴线东侧修建了崇圣祠(见图2)，内奉“五代王”等牌位，主祀孔子五代祖先，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左庙右学”的体制。(6)中国传统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

图1 明代蜀王城复原示意图(7)转引自杨小奕：《成都市老皇城坝区历史演变及现状分析》，《建筑史论文集》2000年第2期，第31页。

图2 成都府学图(8)《嘉庆华阳县志》，《成都旧志》，第13册，第10页。

成都城内两座县学的发展与行政区划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联。清初承明制，欲设成都和华阳两个附郭县管辖成都府城，但因战后民生凋敝，置两县的计划碍难实施。康熙九年，华阳县被并入成都县，华阳县学遂遭裁撤。直到雍正五年(1727)，华阳县学才随华阳县建制的恢复得以复置。与之相较，成都县学则运行顺利，清初即获重建。雍正以后，经两度重修的两县县学，其建筑格局基本定型。作为地方官学的一部分，两县县学都遵循学宫定制，置有官学标志性建筑“泮池”。(9)“泮池”为古代学宫(泮宫)前之水池。泮宫是相对辟雍而言，据《礼记·王制》，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辟雍为环形，四面环水；泮宫为半圆形，三面环水。成都县学的布局是“左庙右学”，华阳县学的大成殿在中间位置，这些都体现出以中为尊的观念。

除了贡院、府学和县学，清代成都城内还有六大书院，分别为锦江书院、潜溪书院、芙蓉书院、墨池书院、八旗少城书院和尊经书院。康熙四十三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府学旁兴建锦江书院，后经嘉庆年间重修，形制趋于完备。自乾隆朝起，其余五座书院亦相继建立。其中，潜溪书院起初设于东门外的净居寺侧，这里距城五里左右，交通甚是不便，道光年间华阳知县将其迁至城内梨花街。至此，成都的六大书院全部被置于城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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