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在电视台主持心理节目。深夜，接到了一个学生的电话。

一群男生正在篮球场上驰骋，突然辅导员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揪住其中一个：“快，你家里……你得立刻回去。”

都蒙了，那个学生和他身边的每个同学都才十八九岁，这是远超他们年纪与心智的灾难。学校派了车，把那位学生送到车站，辅导员帮他买了车票，然后，一群同学陪着他，等待深夜的过路车。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陌生人，那个学生一直拼命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给每个长辈，反复地说：“怎么会?不可能，不会的……”突然间，他蹲在地上痛哭起来，身后是空空荡荡的长椅，再后一排有人在响亮地喝方便面汤，方便面特有的香气简直辣鼻子。

同学们第一次知道，痛苦是有声音、有形象、有味道，而且会逐渐扩大的。他们想帮助受苦的同学，有女生推推他，细声细气地说：“你别哭了。”也有女生自己已经掉下了眼泪。有男生想假装不在乎，说：“说不定没那么严重呢。”还干笑两声，那笑声太刺耳，把他自己都吓住了。终于，有同学悄悄给我打电话：“该怎么给他以安慰?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便讲了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一对国外的老夫妻突然接到噩耗，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以身殉职了。该怎么办?一边是欲哭无泪，另一边是不断地接到电话，街坊邻里、市长……他们川流不息地对老两口说：“节哀顺变。”老两口就得回应：“谢谢。”一遍又一遍，像永恒的流程，像机器人的自动反应。他们过于哀伤，不会哭也不会说别的。

这时门铃响了，老先生木着脸去开门，是一个不熟的邻居。他已经准备好要说“谢谢”了，但对方摆了摆手，让他什么都不需要说，又说：“我来帮你们擦皮鞋。”

巨大的悲伤压垮了老夫妻，他们相依而坐，没有心情和邻居客气。而邻居就这样，把他们出席葬礼要穿的皮鞋擦得锃亮，西装熨得笔挺，还自作主张去衣柜找出相配的领带。又进了厨房，开始煎鸡蛋，当香喷喷的鸡蛋端到老太太面前，她盯着餐盘看了许久，像不认识这平凡的食物一般。当她颤抖地拿起食物，一张嘴，迸出来的是号哭。

这是我小时候在杂志上读到的故事，记住它，大概只是因为它的别致—其他的故事往往最后要说上几句，供我们摘抄，它没有，里面的人物没说什么值得一记的话，作者也没有。

等我真懂得这个故事，是我成为那个遭受痛苦的人之时。

有一年，我遭遇人生低谷，所有人说过的理性规划、温言软语，我都记得，但我最念念不忘的，是一位朋友给我的电话卡充了300块钱。

另一年，我在公交车上控制不住地失声痛哭，我一边哭一边感觉很难堪，有人碰碰我，递给我一瓶水。他避开我的眼睛，说：“是没开封的。”然后匆匆下车。

就是这样的事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安慰不在于语言而在行动。你们的同学遇到了大难，你不知道说什么，那就什么也别说。他要去坐夜班火车，他身上有钱吗?不够就给他凑点儿。他带了水和方便面吗?没有就给他买点儿。不用问他爱吃什么，自作主张就是。他从球场上过来的，衣服够吗?火车上可能比较冷……

话筒那头的少年豁然开朗：“我把我的外套给他。”

很高兴有机会讲出那个故事。故事比华美的言辞有力量。而最有力量的，是行动。

所以，当年轻女子问我如何安慰失恋的闺密，我的回答就是：带她去稍微远点儿的地方走走，请她喝一杯新出的奶茶。

当不知所措的中学生告诉我，铁哥儿们中考失利，发誓一定要用高考成绩雪耻。他想安慰，想告诉对方这件事不妨碍两人之间的友情，但对方在微信上不冷不热。我的答案是：如果住得不远，就去约他看电影吧；如果时间不够，就把老师发的卷子定期传给他，不藏私地，真心鼓励他与自己上同一所大学。

朋友得了抑郁症，该跟他说什么?是鼓励他“要坚强”，还是像现在流行的模式，接受他“不够坚强”?

这是我最近经常被问到的，我的答案是：废话别那么多，朋友就是朋友。玩儿的时候叫上他，他不想玩儿的时候不勉强，下次继续叫他，就够了。

很多年前，中国有一位喜剧演员叫陈佩斯，他说了这样一句台词：“没什么可说的，走，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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